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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故我思:境域化的“身体”作为认识的本源
                            
                          ——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初窥


“我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我什么也不知道”。苏格拉底的这句名言,以一种悖论式的独白,道出了哲学原初意义上的惊奇,开启了对世界的叩问之路。面对这个在普通人眼中习以为常、不足为奇的平凡的生活世界,独具慧眼的哲学家却从中看出了一幅使人惊诧莫名、心旌摇曳的玄妙图景。于是,似乎顺利成章地,至少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开始,将生活世界贬低到“现象”的地位,企图从变动不居的、个别的“现象”之中寻找某种不变的、普遍的“本质”,以此为“科学知识”(episteme)提供一个可靠的基础,成为了西方哲学家们的一个基本取向。这个基本取向预设了一个价值判断,即现象低于本质,个别低于普遍。也许是人类天性中对于确定性、明晰性的追求,对于事态的变幻莫测所带来的不可预期性的恐惧,致使这个并不具有自明性的前提预设,驱使着一代代睿智的思想者,前赴后继地走向一个命定的陷阱,一个二元对立的陷阱。可以认为,在现象学出现之前(甚至是出现以后)的整个西方哲学史,充斥着不同名相的二元对立与“二律背反”——个别与一般、特殊与普遍、现象与本质、主观与客观、物质与意识、自在与自为、唯实论与唯名论、理性主义(唯理主义)与经验主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等等等等——彼此对峙,势同水火,从来不曾真正调和或彼此融合。即便是上智如康德,尽管已经敏锐地意识到必须直面如何打通一般与普遍、现象与本质这一问题,希望能将唯理论和经验论融为一炉,但他为拯救知识的客观性基础所苦心经营的批判哲学(先验哲学),终究只能将现象和“物自体”割裂开来,也始终无法阐明先天规定何以可能在经验中加以使用,同时断言“范畴直观”之不可能,最终还是投入心理主义(唯理主义)的温柔怀抱,被视为唯理主义的典型代表。

        胡塞尔的伟大与不朽之处,在于率先提出了“朝向事情本身”(Zuden Sachen Selbs)的革命性主张,创立了以“本质直观”为基本方法的现象学。“现象学”这个词,在胡塞尔那里具有两层含义,或者说,有两种现象学:作为纯粹的哲学方法的现象学(对意识和给予意识的东西进行描述和分析的方法,胡塞尔致力于使哲学通过这一方法成为严格的科学);作为具有某种体系性的一套哲学的现象学(超验现象学)。而且,两者之间还隐含着一些难以一以贯之的理论裂缝。窃以为,前者的价值更为突出,更令人着迷。这个探索型的哲学家,他的思想像一个丰富的矿藏,为同时代和后世的哲学家开辟了指向真理的崭新道路。他所开创的本质还原(“悬置”)和现象学还原的方法,以及发生现象学(经验的视域结构与被动发生;内时间意识)的新颖视角,启迪了包括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在内的一批出色的思想者,孕育出超脱于古典哲学传统视野(传统的偏见)的崭新的哲学思潮,包括存在主义哲学。

在胡塞尔那里,现象学是关于“本质”的研究,但这里的“本质”并不是从现象中“抽象”出来的,而是在“直观”中获取的。胡塞尔敏锐地洞察到所谓“抽象”或是其他判断的结构的虚妄性:假如不是事先获知了个别事物的某个共同点,那么,凭什么能把这个所谓的“共相”(普遍性、本质)“抽象”出来?再则,你凭什么断定那些没有被“抽象”出来的事务的属性就不是所谓的“本质”?究竟何谓“本质”?每一次的“抽象”都会使事物的本真属性悄然地流失,依靠这些“抽象”出来的概念和范畴构建起来的精致繁复的哲学体系,只会与“事情本身”谬以千里。“抽象”的程度越高,便越是如此。对于认识论而言,与其去建构这样一座理论的空中楼阁,还不如致力于寻找一个可靠的基点——这“本质直观”的现象学方法所致力的目标。如果说本质还原(“悬置”)和现象学还原作为静态的(描述)现象学的方法,虽然已经推开了通往本真的现象世界的一扇天窗,但毕竟失之过于对象化、现成化,仍有执着于“本质”话语的痕迹,那么,发生现象学的思想则好比是开启了一扇门,一扇通往未来哲学之路的大门。发生现象学以内时间意识的原发生、原综合为基点,揭示了先于意向性的主动构成的一个原本的被动构成或被动发生的阶段——也就是在“我思”之先的前反思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主体和客体并没有完全分开,或者根本没有分开,但并非空无一物或完全是一片混沌,某种前概念化、前对象化的、前述谓判断的事物已然在先存在——在原发的时间视域与配对的联想境域中,生成了具有趋向可能性的感觉材料。这个革命性的思路开拓了一个境域化的、原发性的“游戏空间”(“回旋余地”),从根本上为消除二元对立的千年困境提供了一条意义深远的进路,其中蕴含的充足的养分,滋养了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充满独创性的的思想。

        在我看来,梅洛-庞蒂甚至比胡塞尔本人更敏锐地看到内时间意识发生现象学所开辟出来的新大陆对认识论的革命性意义。他对现象学的理解具有某种胡塞尔所不具有的彻底性。回到事物本身,也就是回到被认识惯常谈论的知识之前的那个世界,相对于这个世界,整个科学的规定性都是抽象的、符号化的和不能独立自在的,就如同地理学之相对于自然风光一样──在后者之中,我们首先知晓的是一片森林,一方草地和一条河流。”“这个(现象学)运动绝不等同于唯心主义地回归到意识;并且,它要求有一种纯粹的描述,这种描述既拒斥科学解释的程序,也拒斥反思分析的程序。[1]沿着这条现象学之路跋涉下去,将达到并只能达到这样一个极简单而又深刻的结论:世界就在那里。在那里,没有任何分析、抽绎和构造的精神活动。梅洛-庞蒂以发生现象学为理解的中枢,用以解释胡塞尔早、中期的某些思想,如还原、意向性等等,在某种程度上使得胡塞尔不同时期的思想中互相抵触之处得以圆融通达。在梅洛-庞蒂看来,本质还原与其说是要将本质与存在相分离,不如说是要将本质真正地建立在存在之上。存在先于本质。

在《知觉现象学》中,梅洛-庞蒂将胡塞尔的发生现象学思想往境域化的方向继续推进,并将之体现于“身体”(躯体与心灵原本的统一体)。梅洛-庞蒂敏锐地洞察到:经验主义(联想主义)和理性主义(心理主义)实际上是一体两面,此二者都无法对“知觉”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经验主义(联想主义)无力说明对象的知觉是如何可能的,因为知觉并非所谓感官刺激的消极组合。理智主义将知觉的可能性归结于主观的判断结构,却因此不能回答知觉作为对象的知觉的可能性。经验主义所缺者,是对象和它所促发的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而理智主义所缺者,则是思维事件的偶然性。[2]按照这这两者的内在逻辑,事物的知觉将成为不可能。这是一个传统的两难困境,而且必须审慎地面对。梅洛-庞蒂承认知觉中形式的存在及其必要性,同时却并不认为这种格式塔(Gestalt是预先存在的理性的法则,而将之视为存在于某种种境域化的、原发性的事实性之中,并不能被还原为任何一种理性的结构。虽然知觉的恒常性、范畴和关于各种知觉变化的等量关系是存在于知觉的结果或表象之间的,但它们既非联想的结果,亦非按照某些先天的法则构成的结果。一切机械的构成法则在这里都不具有最终的解释力。这些关系或规定性是一种视域的融合全部知识都处于由知觉开启的那些视域之内。[3]而知觉的最终可能性在于知觉本身──一个包含有“非与反思者”的事实性的感知场、现象场的“在先存在”(事先被形成的),从而意味着要求“身体”以一个意义发生的结构场的存在形式在先在场。
    
       
在此,梅洛-庞蒂使用了“身体图式(schéma corporel)”这一概念。“身体图式”将身体与事物融合为一体,在知觉的深处产生了一种为体与客体的统一性,这种“暧昧”、“含糊”的统一性是科学或理智的反思所不能达到的,是一种前反思的,前述谓的存在。“身体图式”同时还意味着我们的身体是以一种场域式的“共有”形式存在的,而非肢体的简单组合和拼凑。我在一种不可分割的状态中持有我的身体;我通过一种包容了我全部肢体的身体图式来了解每一个肢体的位置。然而这个身体图式的概念却是暧昧的,是不能为科学方法所涵盖的。[4]书中所提及的施奈德的病例(“精神性盲”),生动而清晰地展现出:当“身体”(不同于“躯体”)失常,使得连接感知与心灵的知觉域——一个最具发生力和整合力的中间环节受到破坏时,人便丧失了情境感,丧失了意义发生的可能性空间,丧失了正常人所具有的连续的自我统一性。因此,“身体”是我们处境的终极之源。

梅洛-庞蒂式“身体”与笛卡尔式的“身体”迥然有别。笛卡尔在其独特的思想实验中所运用的的方法:“怀疑一切”,包括怀疑自己的身体,假定其感官总是欺骗他,使得笛卡尔在寻找真理之路上将“身体”(相当于“躯体”)的感觉打入冷宫,从而把获得确定无疑的知识这一使命完全置于无躯体的心灵之中,最后将“我思”认定为唯一不容置疑的起点,并推导出“我在”。因此,笛卡儿式的身体无法统一它自身作为生理学事物和作为精神事物这两个方面,换句话说,根本无法解决心-物问题上的二元对立。然而,梅洛-庞蒂所揭示的“身体”是一个境域化的、边界模糊的、由躯体和心灵原初地结合在一起的、本源性或创生性的“身体”,而且是先于“我思”而存在的。在梅洛-庞蒂那里,“我思”并不像笛卡尔所认为的是一个确定无疑的、自明的基点,“我思”实际上是根植于“前反思自我”之中的,即根植于由我们的身体场所蕴藏的前意识的、前反思的能动性之中的。这个“习惯性的身体层次”是由我们过去的经历和习性所积淀而成的,并深刻地影响“我思”。

进而,在梅洛-庞蒂看来,笛卡尔的“我思”并不必然具有现实性。因为仅仅是“我思”之中对于所思的意向性和对于能思的意向性,并不能构造出“所思”,也不能构造出一个“能思的自我”,除非这个自我是一个纯粹的康德式的“统觉” ,而这样的“统觉”与经验世界在原则上是难于建立关系的。因此,这样的“我思”推导出来的“我在”,只能是一个孤立的点,一个没有生发结构的原子式的点,根本无法由此推导出世界之所是与所在。而在梅洛-庞蒂那里,知觉的现实性构成了“我思”的现实性的基础。而知觉的现实性,即知觉中精神的形式与经验的内容的统一性,正在于“身体图式”的本源性。“身体图式”的在先在场是“我思”具有现实可能性的背景场。此处的“身体图式”不应该理解为一个边界分明的实体,而是一个界限模糊地、暧昧的、模棱两可的场域,甚至可以说,整个广袤的世界都是我们的身体,或者与我们的身体有着某种本原的、原初的勾连。

职是之故,应该认为,梅洛-庞蒂式的境域化的“身体”作为一种具有现实性的“我在”构成了“我思”的真正前提,“我在”先于“我知”。“我在”不仅诠释了“我思”的真实内涵,而且也为后者何以可能提供了一个比理性主义哲学更为妥贴的解答——一言以蔽之,曰:我在,故我思。

参考文献:

1.张祥龙:《朝向事情本身——现象学导论七讲》,团结出版社2003年版

2.梅洛-庞蒂著,姜志辉译:《知觉现象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3.钱捷:《本体的诠释——析梅洛-庞蒂现象学的“肉体”概念》,中国现象学网(www.xianxiang.com

4.【美】维克多·维拉德-梅欧著,杨富斌译:《胡塞尔》,中华书局2002年版

5.【美】丹尼尔·托马斯·普里莫兹克著,关群德译:《梅洛-庞蒂》,中华书局2003年版



[1] 梅洛-庞蒂: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 Paris: Gallimard, 1945, p. V, III。转引自钱捷:《本体的诠释——析梅洛-庞蒂现象学的肉体概念》,中国现象学网(www.xianxiang.com

[2] 梅洛-庞蒂: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 Paris: Gallimard, 1945, p. 36。转引自钱捷:《本体的诠释——析梅洛-庞蒂现象学的肉体概念》,中国现象学网(www.xianxiang.com

[3] 梅洛-庞蒂著,姜志辉译:《知觉现象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序言3

[4] 梅洛-庞蒂: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 Paris: Gallimard, 1945, p. 113114。转引自钱捷:《本体的诠释——析梅洛-庞蒂现象学的肉体概念》,中国现象学网(www.xian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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